邓子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取得了抗疫战争初步胜利的中国逐渐复工复产。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战对全球社会、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深远和全方位的，带给我们的教训和思考也是深刻的。

作为一名生物科学工作者，不免沉思于疫情过后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如何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科学地面对这个我们似曾熟知但却变幻莫测的世界。疫后生活方式、疫后产业经济、疫后科学研究，都应因势利导，产生有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质的飞跃。

在疫后生活方式方面，面对如此重大和顽固的感染性疾病，我们必须长记性了! 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我们应当如何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如何珍惜和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和自然环境？如何改掉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方式，抑制甚至尽可能免遭病菌司空见惯的空气传播、接触传播、血液传播、食物传播和水传播的扩散等，都必须提高到我们更加严格的议事日程。同时，应刻不容缓从基础教育和校园入手，从儿童抓起，全面策划、精雕细琢、垂身示范，以更先进的文化引领潮流、引领未来。

在疫后产业经济方面，当我们着力围绕新基建、新信息、大数据、大农业等抓金融、抓就业、抓扶贫的时候，还必须紧紧抓住新生物经济这个牛鼻子，切实把它看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抓在传统生物产业基础之上的转型和升级，抓在品种和品质方向的智能化创新和创造，抓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和变革，抓在工、农、医学和健康各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应用，形成新生物业态，驱动大健康产业稳步发展。这是新技术革命升级、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应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疫后科学研究方面，在学科飞速发展、各国十分强调向高新技术产业辐射的今天，无论怎么强化学科交叉渗透都不过分。疫情期的中西医结合、疫苗与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等呈现给我们很多成功的例子，但在有些方面，比如防疫初期临床医学与药理学结合的欠缺所出现的用药不合理的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也给我们的应急处理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本质也是学科交融不够产生的缺陷。

总体而言，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命科学及其高端产业具有链条式、慢热型的特点，在今后国家及地方重大或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的设置方面，除了集聚相关类似的项目与课题一起进行联合攻关、相互借鉴以外，更应瞄准重大而具体的科学或产业化目标集群进行链接式攻关和上下游互动，撬动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卡脖子”问题的解决，实现对不同行业集成式生物产业集团的系统支撑。毫无疑问，这种交链式的研究能够更有效地缩短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距离。同时，实质性地倡导上下游交叉互动的研究，也可以减少或抑制科学功利主义和学术诚信问题的产生。

蓝柯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A3实验室/动物实验中心主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一、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技术支撑队伍稀缺，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来，我国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新冠疫情爆发后，凸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作为关键抗疫科技支撑平台的重要性。目前，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严重不足，布局上也不平衡，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我国仍然是稀缺资源，全国一盘棋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仍然亟待完善。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是最为常用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绝大部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监测和检测等实验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在近20年间发展迅速。2004-2010年间，美国注册新增了约1080个BSL-3实验室，其境内BSL-3实验室总数达1495个左右。截至2007年欧洲仅英国就有300多家单位建成约600个左右BSL-3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具有合理的地域布局，同时大部分实验室隶属于政府部门，三分之一以上隶属于高校或科研机构。

我国BSL-3实验室建设起步较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约70个左右BSL-3实验室，高校不到10个，并且这些实验室地域区域分布不平衡，多数实验室集中于北京、广东、上海、武汉等省市，西部省份仍然缺乏BSL-3实验室，如人口和经济大省四川省目前没有BSL-3实验室。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和相关从业技术人员的不足，是科学研究和疫情防控中的一个短板，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未来逐步加强和完善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和技术支撑队伍的建设。

二、加强病毒学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科技支撑方面，凸显我国在病毒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人才方面的短缺，也比较缺乏长期的、厚实的研究积累。后疫情时代，需要高度重视病毒学和相关学科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

病毒学长期以来是我国的弱势学科，高端人才队伍相较西方主要国家是严重不足的。在以论文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里，极大地不利于我国病毒学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原因在于，病毒学并不是热门学科，其主流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偏低。经常会碰到很多在国内外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年轻人，虽然也发表了一系列病毒学期刊论文，但是在以影响因子为主要标准的评价体系中屡屡处于劣势，得不到引进和培养。这种状况需要得到改变，学术分类评价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让科学研究回归初心，有利于病毒学和相关学科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从而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疫情提供更强大的科技支撑。

杨占秋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由新冠病毒引起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新疫情，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搅起了波及全世界的巨大“海啸”，疫情涉及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人类正在面临的共同战争。我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以最短的时间控制住疫情。

目前，世界各国所用的防控措施均为“隔离”，无论是关闭国门，还是封闭小区，都是阻止病毒在人与人间的快速传播，是一场被动的阻击疫情保卫战。如何掌握主动权、如何应对明天的新冠肺炎？疫苗已成为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有效“保护盾”，也是阻击疫情发生、掌握主动权的关键武器。疫苗注射后，机体产生针对该病毒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天花、麻疹等曾肆虐全球的传染病，都通过疫苗接种得到了有效控制。

目前，我国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上有5条路线，其中军科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等已进入临床试验。但是这些疫苗都是基于我国新冠病毒流行株而设计的，基因型单一，只针对中国流行的病毒有预防作用，而对流行于国外的不同基因型病毒不一定有效。近日《美国科学院院报》的论文显示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有3种基因型。这对疫苗研制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各国共享病毒基因资源，共同参与、协作攻关，研制出针不同基因型的重组基因工程新冠病毒疫苗，以期早日控制这种世界性传染病的流行，为人类造福。

李十月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教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之猛，传播之烈，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充分显示出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面对疫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细菌和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大流行一直伴随着我们，从古埃及和古罗马的鼠疫大流行，到中世纪欧洲大地肆虐的黑死病（也是鼠疫），到1918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再到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

近几十年的新发传染病多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的，这种跨物种由动物宿主跳跃到人类身上的情况被称为“溢出效应”，包括SARS、埃博拉，乃至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是这种“溢出效应”。随着动物栖息地不断被人类侵占，这种“溢出”事件风险会持续存在。因而保护野生动物和其自然栖息地，是我们应努力去做的。

新型冠状病毒在与人群的作用过程中，那些引起人体严重疾病反应（本质上是免疫系统攻击病毒引起的炎症反应）的病毒株多会被淘汰，只有那些不引起人体严重疾病反应的病毒变异株才有更大的机会生存传播下去，这个病毒大概率会演变为一种季节性流感那样的病毒而与人类长期共存，因此没必要对疫情发展持悲观态度。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主要传染源是感染者（尤其是病人），主要传播途径是近距离飞沫传播（2米以内）和污染的手传播。虽然还有病毒存在于某些动物（如猫），存在于空气中的证据，但都没流行病学证据证明这些可能的传染源或传播途径会引起大规模的人群传播流行。

按照传染病流行的一般规律，多数人是无症状感染者，只有少数人会发病，重症者更少。因而，在保护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情况下，在保证不发生医疗挤兑的情况下，在有及时的人群疾病监测情况下，放开社会封闭管理，有助于形成人群的自然免疫屏障。

本次疫情主要暴发流行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凸显了城市环境的生态脆弱性。因而研究现代城市生态环境下的传染病防控，乃至城市社会生物安全，变得尤为紧迫。

龚作炯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近年来随着传染病的病源逐渐减少，普通三甲医院的感染科在医院逐渐被边缘化，规模逐渐萎缩。而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来看，一旦发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时，感染科依旧是作为一线科室冲在最前线，但明显“力不从心”：缺乏正规的隔离病房、负压病房，人手短缺以及缺乏重症病人的治疗和管理经验，这些将制约感染科今后的发展。

随着新冠病毒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国家需再次重视感染科的发展，感染学科的发展应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建设的路径上来。就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而言，感染科的床位、医生、护士数量都是不足的。可以说，薄弱的资源配置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一触即溃。

随着新冠疫情的逐渐控制，感染科在今后工作中的重要性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后期感染科病房在保持原有普通病房的基础上，建议增加隔离病房和负压病房以及重症监护单元。同时增加人手，增加传染病津贴标准（目前每月仅25元），以保证圆满完成包括新冠在内的传染病诊治工作。更重要的是医院在病原学筛查、培养、基因检测、耐药位点检测等等病原学检查技术也要再上一个台阶，以完成感染科由“肝病病房”向“大感染学科”转变。

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大疫情，原本属于感染科管理的发热门诊、肠道门诊等传染病门诊体系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将关口前移，下沉到社区，培养具有传染病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生来负责。未来社区层面应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初步筛查，把二级医院的感染科从发热门诊中解放出来，承担一般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三级医院主要治疗疑难杂症，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

彭志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随着武汉新冠病例的清零，持续3个多月的新冠肺炎阻击战终于告一段落。新冠抗疫战的成功，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和医疗系统应对重大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然而也暴露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

从武汉市的情况来看，虽然总体上武汉人均医疗资源配置甚至大于上海，但面对大规模突发疫情，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二级医院资源配置不充分，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之间的医疗资源严重不均衡。一般来讲，二级医院主要收治一些常见多发疾病，而三级医院则应针对各种疑难杂症及急危重症。但由于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大量病源涌入三级医院，造成二级医疗资源越来越不足，而三级医院越来越不堪重负。在新冠抗疫战中一批二级医院成了定点医院，大量病人涌入，但医院设备及物资都不够，出现了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由于缺少防护措施而不得不“自制”甚至是“裸奔”的情况，还有的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情加重。

2.重症医学科质量参差不齐，救治水平有待提高。在对新冠病人的抢救中我们发现，随着对新冠病毒认识的加深以及诊疗规范的制定，后期降低新冠患者死亡率的关键在于重症医学科的救治水平。如果ICU水平高，装备齐全，则救治率高，死亡率低；如果ICU水平不足，各种装备设备不到位，则重症患者死亡率高。而现有状况是武汉市乃至全国重症医学科的质量参差不齐。改变目前的现状，需要加大对重症医学科的投入以及学科建设的重视，使政策资源向重症医学科倾斜。重症医学科十分强调团队合作，需要从医生到护士每个人都训练有素，不能有短板。因此必须加大对重症医学科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将每个重症医学团队都打造成训练有素的队伍，从而有效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卫生突发事件。

王培刚

（武汉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新医改以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都在贯彻落实“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对基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基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包含了县、区级及以下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体系，这两大体系相辅相成。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两大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疫情之后，如何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我有以下建议。

第一，化解防治脱节，建立医防融合的基层卫生医疗体系。破除以大型医院为中心、医学治疗为目的的“被动式”医疗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在疾病预防、健康知识宣传和疾病的早期风险排查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属性和人员身份的界限，优化整合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职能和人员。

第二，正视基层短板，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建设。加强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建设，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基本医疗卫生资源，实现人人享有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依托医联体或医疗协作体建设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逐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和服务。

第三，完善分级诊疗，形成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制度切实落实到位，承担起“健康守门员”的职责；发展基层远程医疗服务，发挥医联体作用，健全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和合理就医秩序，构筑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全周期医疗卫生服务链条。

第四，加强数据应用，提速升级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有需求的机构，积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推动基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建设、多层次布局。通过远程的医疗会诊、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形式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及时性、便捷性和精准性。

第五，关注弱势群体，强化其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利用。对社区和乡村弱势人群建立可动态监测的健康信息库，实行随访跟踪，进行一体化全员管理、全程管理，积极提供便捷及时的医疗救助和生活援助。对于受次疫情影响出现心理问题的弱势人群，及时及早开展心理疏导，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第六，转换服务观念，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基层治理。通过此次疫情反思，亟待整合统计、民政、公安、卫健和企业等流动人口数据资源，加强跨区域、跨部分的信息共享和政策衔接，化“被动式”卫生服务为主动式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管理，推动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享受公平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第七，注重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医疗服务的作用。加大对基层机构中医药应用的重视程度，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改革人才评价机制，激活中医服务效能。深入贯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使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更早地参与，发挥更好的治疗效果，形成有基层特色的中西医并重的治疗体系。

第八，开展心理援助，加强基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可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广泛开设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充分调动基层各类心理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健全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的基层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来源：武汉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